7.醫(yī)藥于人的害處多于好處嗎（1）

    7.醫(yī)藥于人的害處多于好處嗎
    思維方式和化學技術都有了進步。
    19世紀初，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曾思考著放棄醫(yī)藥學而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在21歲的時候，他的詩歌《老艾恩賽德》引起了全國的關注。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是為了贊美那艘掉了外殼的木制的美國戰(zhàn)艦。該艦由一個參加了1812年抗英戰(zhàn)爭的老兵用美國的活著的橡樹造成，銅制的外殼是由革命英雄保羅•里維爾完成的。這首詩的成功，激發(fā)了霍爾姆斯的想象力。他談到“領銜位置”進入了他的靈魂，他看到了自己的文字變成了鉛字。
    然而，阻止他的藝術傾向的是，加爾文教教徒對工作的投入在工作中獲得了培養(yǎng)。詩歌創(chuàng)作對于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是令人羨慕的天賦。但是，對于霍爾•姆斯的整個職業(yè)生涯來說，這是一個受到質疑的工作?；魻柲匪乖诿绹芰送耆木⒔逃合仁枪饘W院，隨后是菲利普斯學院，1833年，霍爾姆斯去了巴黎，當時他24歲。他曾在賽場上和劇院里度過了一段時光。接下來，他的清教徒的一面占據(jù)上風，他專注于自己在《醫(yī)藥之路》（Ecole de Medecine）上的研究。在那兒，他到了該國首席導師皮埃爾•查爾斯•亞歷山大•路易斯的麾下學習。
    路易斯對既有的醫(yī)藥知識懷有不同尋常的懷疑。廣泛接受的理論是，發(fā)燒源自發(fā)炎，源自血液過多；把水蛭放到離身體上發(fā)炎最近的地方，把過多的血吸走，來緩解高燒，比如，把水蛭放到胸口。除了他們自己本土供應的水蛭以外，在霍爾姆斯抵達巴黎的那一年，法國醫(yī)藥工業(yè)額外進口了42噸的水蛭。匈牙利、烏克蘭、土耳其、羅馬尼亞、俄羅斯以及北非都是出口國。而且，水蛭的壽命幾乎達十年，有著較高的重復使用率，可見，在法國水蛭的使用量非常大。
    從表面上看，很難想象，人們會認為所有的放血是無用的，或者糟糕的、有害的。然而，路易斯質疑的是人們放血的方式。他提出了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陳述了考慮周密的檢驗方案。他問道：“要了解放血是否對肺炎有良好的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如何，要做什么？”當霍爾姆斯還在他麾下學習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進入他的大腦了。路易斯第一步嘗試要寫的是一篇論文，這個問題于1835年被全面拓展成為一本書。路易斯想要澄清應該在什么時候給病人放血。在病人生病的第一天就把水蛭放到他的胸口，這是最佳做法嗎？還是在第二天？還是再隔一天？讓他感到麻煩的是，每個病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他們的健康狀況、年齡、感染的嚴重程度也都不同。他想知道，怎樣才能避免弄錯這些因素對他的水蛭的效果的影響？

7.醫(yī)藥于人的害處多于好處嗎（2）

    路易斯讀了范•荷爾蒙特的著作，所以，在做這些的時候，路易斯并沒有想到他的思想以及后來的霍爾姆斯的思想會成為恰好代表這個時代的法國的思想。這些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比起他們的前輩，他們看世界的方式更正確，也更有用。他們的思想部分屬于他們自己，部分不是，但正是這些思想推動了世界的進步。關于真理、實驗的思想，以及關于科學如何更好地發(fā)現(xiàn)自然的思想，此刻在一個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冒泡、破滅，又在另一個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冒泡、破滅。
    關于任何特定的疾病，路易斯寫道：
    讓我們料想500個病人，無差別地對待他們，這500個人用一種治療方法，而另外500個病人，以同樣的方式無差別地對待，但用不同的方法診治。如果第一組的死亡率高于第二組，第一組的治療方案跟第二組相比更不適合、更沒有效率，難道我們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嗎？
    在范•荷爾蒙特1662年的描述中，無意間揭示出的東西在路易斯這兒有了仔細的闡述。一個病人與另一個病人之間的自然差別，一個感染病例和另一個之間的差別，僅僅通過將人數(shù)擴大到足夠大，并且隨機分組，就可以避免這些差別所造成的實驗結論的偏頗。正如路易斯所承認的：
    對每一個病例都作出數(shù)學上的精確評估是不可能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細目列舉變得必要。通過這樣做，在接受不同治療的兩組病人中，誤差（這是不可避免的）會是相同的，這樣可以相互抵消，這些誤差可以被忽視，而不會實質性地影響結論的精確度。
    換言之，只要你選取一大組人，然后將之隨機分組，那么，個體的差別是無所謂的。有的可能比其他的更不舒服，有的更健康。從他們中選取足夠的個體，那么，這些差別將被平衡掉。讓一個人服用了高麗參與另外一個沒有服用高麗參的人賽跑，得出了高麗參是兩者差別的根源的結論，這是中國人大概在1000多年前所犯的思維錯誤，路易斯已經發(fā)現(xiàn)了如何去除這一思維錯誤的方法。

7.醫(yī)藥于人的害處多于好處嗎（3）

    路易斯進一步提出了一個更強烈的觀點。鑒于人是有差別的，以及他們所感染的疾病也有所不同，那么，另外一種選擇方案，即采用多數(shù)量的個體，它的什么特質平衡掉了這些差別？這種選擇方案假定你的判斷能夠注意到并且解決了所有存在的差別，假定沒有哪個差別能夠造成你的直覺或者結論的偏差?；乇軘?shù)字并不意味著你避免了個體自然差別的誤導，而只意味著你回避了承認這些差別。讓兩個人賽跑，甚至讓十個人賽跑，一組可能自然的就比另一組跑得快。讓隨機的500人構成的一組與另外隨機的500人構成的另一組賽跑，你可能合理地認為，這兩組有著相似的能力。
    然而，像范•荷爾蒙特一樣，路易斯的想法要強于他的實踐。他從未選用500個病人，并將其中的一部分應用一種治療方案，另一部分應用另一種治療方案。相反，他選用了77個原來被診斷為肺炎的病人的病歷，然后，根據(jù)放血被延遲的相對時間長度的差異，來看看有什么影響。盡管有著很好的品質，可悲的是，路易斯的研究是有限的。病人沒有被隨機分組，也沒有被應用到不同的治療方案中。路易斯的選擇是在事后（病愈后），然后，跟路易斯認為非常相似的其他人進行比較。結果，他的結論沒有什么用處，他沒能成功地運用他提出的可行性方法，這永久地限制了他的影響。
    路易斯對檢驗的信奉伴隨著對醫(yī)藥介入治療的價值的懷疑，這絕非巧合。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在回到波士頓之后，潛心于對這兩種想法（對檢驗的信奉和對醫(yī)藥介入治療的價值的懷疑）的研究。在哈佛大學，他成為解剖學教授和生理學教授。他還獲得了一種非正式的身份，即國家重要知識分子、波士頓雅士。他也是一些知名人士的朋友，比如亨利•沃茲沃斯•朗費羅、威廉姆•卡倫•布賴恩特、約翰•格雷恩立夫•惠蒂爾，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在他們這群人中，他繼續(xù)寫作，經常會在《大西洋月刊》以及像《早餐桌上的獨裁者》這樣的書中發(fā)表一些詩歌和散文。
    從1843年2月起，霍爾姆斯推動創(chuàng)立了這樣的一種思想，即當時引起母親死亡的主要原因產后熱，實際上是由她們的醫(yī)護人員傳播給她們的。產后熱是一種傷口感染，是婦女生完孩子之后，子宮內側感染細菌所致?；魻柲匪共皇堑谝粋€注意到產后熱主要是由醫(yī)生傳染的人，但是，他是第一個就此公開提出爭論的人。